【西施文化】西施文化研究之西施与西施故里-诸暨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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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施文化
研究
有关西施的学术研究，古已有之，散见于历史书籍中。现代研究，可查考的有1940年《新东方》第一卷上署名“齐宣”的《西施考》3篇，文章以西施生平经历为考察的主要对象，涉及西施故里、西施下落等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2007年，诸暨组织两次影响较大的全国性西施文化研究活动，对西施及西施文化进行深入研讨，并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2007年4月，西施文化学术研究机构——“中国西施文化研究中心”在诸暨正式成立。
西施与西施故里
20世纪80年代中期，诸暨组织了一次影响较大的西施文化研究活动，对西施的出生地进行专题研究。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刘毓璜、黄裳、姜亮夫、苏步青、周子美、叶孟明、斯维至、林华东等应邀参与研讨，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他们论证的结论是，西施故里在诸暨。经整理编辑，这些文章和观点刊登在《苎萝西施志》及1986年第4期《绍兴师专学报》（今改名为《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上。
专家、学者论述选录：
刘毓璜（著名历史学家、南京大学教授）
西施出生诸暨，早有定论，近几年发生争议，有说她是萧山人氏的。这个问题的可争议性，倒不在于她丽质天生，而是因为她是一个有历史影响的人物。为了尊重历史事实，其籍里所在，当然不可不讲。……秦统一后，始皇南巡会稽，就古越都设置诸暨县，并没有在萧山设县。这就给西施的历史落籍问题提供一条可靠线索。
看来，诸暨作为地名，比设县更早，应当不自秦始。据唐《元和郡县志》：诸暨之得名，按所在地望，本自诸山暨浦。后来在史志上，又把诸暨叫做“暨阳”，或径称“暨邑”。可见古之暨水即今之浦阳江，而暨浦的方位，距古都埤中不远，为浦阳江流域丰饶地区。
在浙江地方志中，现行可考的，第一部诸暨县志成书于北宋庆历年间（约1044年），到清末为止，续修了十二次。第一部萧山县志刊行于明永乐二十年（1422年），至民国初，修了十三次，颇有互相颉颃之势。但统观修志全局，两相对照，可以看到在诸暨县志中，从未否认西施是诸暨人；而在萧山志中，却从未承认西施是萧山人。这个现象十分醒目，足够说明西施是那儿人，这个事实早就家喻户晓，不成问题。
西施的故里苎萝村位于今诸暨城南五里许苎萝山（白阳山支峰），在确切地望上，应连同浣江、暨浦等一并考察；特别是浣江，为浦阳江流经县南这一界段的别称，由西施浣纱得名。“浣纱古石今犹在”（唐李白：送祝八之江东诗），上刻有王羲之题字，历尽沧桑，点画犹新，谁也搬动不了。这是个有力的物证。另外，在古籍文献中，只有诸暨的苎萝山才有个别名叫“罗山”，谁也顶替不了。唐李商隐诗云：“亦若暨罗女，平旦妆容颜。”为什么说“暨罗”，不说“萧罗”，识者当不辨自明。西施出诸暨，向无异议。清初萧山县志，经地方公议，推毛奇龄主修，他推说自己是萧山人，抱回避态度；却关起门来，自撰《县志刊误》，对西施籍里独持驳议。其唯一依据，为《后汉书·郡国志》中刘昭的一条注，原注说：“余暨：《越绝》曰西施之所出。”刘昭可能一时大意，误认“余暨”为“诸暨”。毛奇龄不加考察，就立即据此立说，一翻前案，光凭这条孤证，就把西施故里搬到萧山。又因今本《越绝书》所记，与刘昭注不合，竟妄断刘注中所引的《越绝》乃是古本，不容任何怀疑，卒致错上加错，以讹传讹，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争议。
黄裳(著名文史学家、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
在我的印象里，西施一直是出生在诸暨的。三十多年前买到过一部明崇祯刻本的《苎萝志》，后来又得到一册康熙刻本的《苎萝集》。在这两部书里收集的大量文献、诗文，就都说西施出生地是诸暨。
翻案者说“北界”两字证明了西施所居不可能是今在诸暨南门外的苎萝山，而只能是虽冠有诸暨之名实际则在萧山的苎萝山。对这个问题的答辨是从地理沿革的角度提出的。诸暨今天的县治始建于唐代，而苎萝山以南的勾乘山则是唐代以前诸暨县治长期所在，更早还可以推到《旧经》中所说的“勾践所都也”。勾乘山在苎萝山南五十多里的地方。因此，在唐代以前，包括刘宋孔灵符那个时代，苎萝山确是在诸暨的北界，而在唐以后则是县南了。两种说法都没有错，关键是在县治移动后的方位转移。
今天浦阳江畔苎萝山下的景物，与五十多年前郁达夫所看见的已大不相同了。“古苎萝村”的木牌坊早已不见，几间西施庙也无处寻觅。只有江边石壁上两个摩崖大字——“浣纱”还依然存在，最近还填了朱漆。
姜亮夫（国学大师、原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对于西施其人的出生地，就得实事求是，写不得翻江倒海样浪漫文章，随个人想法来一个翻案说是萧山人。我们要问根据什么？拿明证确证来分析：（一）书证何在？（二）事迹何在？而且书还得辨真伪性质……但我想实事求是，不存其他用心，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苏步青（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复旦大学原校长）
西施出生地的问题有历史的记载，也有专家的考证，早有定论。倘若弄虚作假，即使蒙混一时，将来亦是站不住脚的，还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缪钺（著名历史学家、四川大学教授）
说萧山是西施故里，是与历史开玩笑。与他们撰文辨驳，反而抬高翻案者的身价。
缪钺教授书1935年诗《观舞剧西施》并序，赠诸暨史志办。
1935年秋，余自燕赴粤，道去上海，在卡尔顿戏院观舞剧《西施》。回忆1932年“1·28”事后，上海军民抗日战争壮烈之往事，至今已3年矣。中怀感怆，遂赋此诗：申江歌舞最纷华，丝竹声阑夜雨斜。几见美人能报国，胜于商女后庭花。
叶孟明(安徽师大副教授)
西施在她活动的地区内，如今天的诸暨、绍兴、萧山、嘉兴、苏州等地，留下了不少遗迹，供人凭吊。至于历代文人歌咏她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也因此，西施故里成为令人注目的地方。长期以来，人们都说西施故里在今浙江诸暨，见之文字的记载甚多。
值得令人注意的是，《太平御览》所引孔灵符《会稽记》一段，文字上与《艺文类聚》所引《越绝书》相同。如果不是引自同样本子的《越绝书》，那就可能是《艺文类聚》引自《会稽记》上的。《会稽记》一书，是会稽郡太守孔灵符修纂的，其中明载“得诸暨苎萝山卖薪女西施、郑旦”，必有前代史书所据，否则不可能有如此明确的记载。按《南史·孔灵符传》:孔灵符是刘宋时山阴（今绍兴）人，当过会稽郡太守，而且他“于永兴（今萧山县）立墅，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孔灵符既是统辖诸暨、永兴诸县的郡太守，又在永兴有别墅及园地，是亲履其境的人，对地方情况是了解的，其所说或所引可以说是比较可靠的。至于刘昭是梁朝时山东高唐人，生活年代比孔灵符晚；虽短时期曾为剡（今嵊县）令，他是否亲履永兴，是否对它了解得比孔灵符更详细，就不一定了。
《萧山县志·人物列传》评论毛奇龄：“好为驳辨灵格斯词霸，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辞纵横博辨，傲睨一世。”清代梁绍壬的《两般秋雨盦随笔》云：“西河先生（即毛奇龄）以腾口之辨才，而多率心之议论。尝与阎百诗（名若璩）辨地理，多穿凿。百诗太息曰：‘……毛大可割裂经文，贻误后学不浅肝胆相照造句。’”《四库全书总目》更举出实例：“古文《尚书》之伪……至阎若璩乃引经据古，陈其矛盾之故，古文(尚书)之伪乃大明。所例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强词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总之，毛奇龄治学态度是不够严谨的，往往逞其私意，妄加武断，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
编写地方志往往用正史中的地理志或郡国志的材料，比比皆然，已成惯例。然而历次修纂《萧山县志》，除《民国萧山县志》采用毛奇龄之说外，都没有肯定西施故里在萧山县。《后汉书》是常见的书，刘昭注也老早就存在着于都人才网，为什么历代史家及《萧山县志》的编纂者不采用呢?这是值得思索的，不正是因为前代编纂者采取审慎的态度，使用材料有所考虑和选择的缘故吗？能不深思么！
周子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南社社员）
主西施出萧山之肇始，清初萧山学者毛奇龄也，凭似是而非之孤注，掀起波澜漫长的婚约，然此论据不足，为有识之士所不取。今睹“主西施出萧”之文，终感难惬人心。于史料未索其义，不能圆其说。西施之产暨，载诸史册，众人皆然，且有患难姐妹郑旦之证。
诸暨之西施古迹甚富，更有文献可稽。西施、郑旦生地，临浣江之诸暨苎萝山也。浣纱石上，晋王右军墨迹依然。余毋庸赘述矣。
斯维至（著名历史学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近年来有个别人却说西施是萧山人。其唯一依据是《后汉书·郡国志》中刘昭的一条注，然而这条注是不可靠的。刘昭注说：“余暨：《越绝》曰：‘西施之所出’。”查今《越绝书》无此语。但《汉书·地理志》的注却说：“余暨：萧山，潘水之所出。”很显然，刘昭把潘水误为西施，一是地名，一是人名，两者不同。“所出”也可有两解:一指发源，一指出口。按“潘水”指浦阳江（见王先谦《补注》），它本发源于浦江，流经诸暨，而由萧山流入钱塘江出口。《汉书》之注指出口而言，故下文接着说“东入海”。如刘昭之注指人而言，应该是西施是由此入吴的，并不是指她是余暨（萧山）人。清初萧山人毛奇龄，首创西施出萧山。他的根据就是刘昭注暗黑魔电。毛奇龄好做翻案文章，而他的翻案文章许多是错误的。如当时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举出许多证据，证明王肃所撰的《古文尚书》是伪造的，铁案如山，无可异议；而毛奇龄却大做翻案文章，但他的论点都是不能成立的。
诸暨、绍兴一带，越国古迹最多，我们不是靠随便地牵强附会，模仿别处地名，也叫什么苎萝山、浣纱溪、西施庙等就可以的，而必须要和历史事实结合起来才能使人信服，否则也就是东施效颦了。西施选送入吴，从诸暨家乡出发，路过萧山，后人为了纪念她，为她塑像立庙，用她家乡地名称其经历之处，是可以理解的。正象历史上的大禹、诸葛亮、关公、岳飞等人物一样，几乎全国都有他们的“古迹”。因此，尽管有的是明显的附会，也可不必争论。但是，硬说西施是萧山人，却是没有根据的。……这里我愿借王维《西施咏》的诗句奉劝他们：“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千万不可象东施效颦的故事那样，反而弄巧成拙，欲美弥丑！
林华东（历史学家、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西施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美女，其芳迹所至，后人常建有纪念性建筑，其人其事民间传说更是丰富多采。然治史者，自应辨伪正误，西施故里问题也不例外，务须求真。不因袭旧说，论证确凿，为学界敬佩；执乡土之见，强为之解，素为史家所忌。笔者主张西施故里在诸暨，可以用有关“郑旦”的史料来证实。《吴越春秋》卷五载文种对越王勾践献计云：“‘……惟王选择美女二人而进之关家垴战斗。’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国中，得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縠，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从容不迫造句，三年学服而献于吴，乃使相国范蠡进曰：‘越王勾践窃有二遗女，越国洿下困迫，求敢稽留，谨使臣蠡献之。大王求以鄙陋寝容，愿纳以供箕帚之用。’吴王大悦，曰：‘越贡十人，乃勾践尽忠于吴之证也’。”萧山无关于郑旦的古迹记载，因此有人不顾上述史料，以及绍兴出土汉代吴、越人物画像铜镜中的内容与题款“王女二人（一作‘越王二女’）”，轻率地硬说“西施郑旦，盖为一人”，是不够慎重的。
清毛奇龄的《西子传后跋》云：“吾谓西施断属萧不属诸。考《后汉书·郡国志》于‘会稽郡·余暨县’下云：‘《越绝书》：萧山，西施之所出。’其云《越绝书》者，非今本《越绝》，此正春秋时人如子贡、范蠡辈所作，而其书既亡，散见其语句于他书者，与今本《越绝》作于东汉袁康、吴平者大异。设若刘昭案前确有一本毛奇龄所说的春秋时人如子贡、范蠡辈所作的，与今本大异的《越绝书》，……刘昭果真有毛氏所说的《越绝书》，怎么会在“余暨”条下注云：“萧山，西施之所出”呢？案萧山县在西汉元帝二年始置，名余暨县，王莽时改为余衍，汉光武帝时复称余暨，三国吴黄武元年改为永兴，至唐天宝元年始称萧山。刘昭系南朝梁代时人，当时萧山称永兴，果如毛说，则刘注应写上“永兴，西施之所出”为是，何来“萧山”之有呢？
南朝刘宋时人孔灵符《会稽记》载：“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诸暨罗山卖薪女西施、郑旦。”孔灵符比刘昭早近百年，孔系山阴（今绍兴）人，长年任会稽太守，而且曾于永兴（今萧山）“立墅”，对当时永兴、诸暨及会稽所属各县历史掌故，风土人情是十分熟悉的，为什么在《会稽记》中明确说西施、郑旦得之于“诸暨”而不说是永兴呢？孔灵符曾“立墅”于永兴，难道能说他对永兴（今萧山）史事不清楚吗？刘昭系山东人，短时间当过剡令（今嵊县），他所见到的《越绝》，难道比他早近百年，长任会稽太守，熟悉地方历史的孔灵符会没有看过吗？至于同书所载：“诸暨县北界有方石，是西施晒纱处，今名苎萝山。”据劳伯敏同志考证，诸暨县城唐代以前在今苎萝山南的牌头、勾乘山一带，唐以后县治迁于今址。这与《会稽记》中的苎萝山在“诸暨县北界”地望相符合。更何况文中所记的西施晒纱处的“方石”至今犹存呢？
要之，西施故里确实在诸暨县。萧山麻溪一带所以有西施古迹，很可能是西施入选越都，或由越入吴时，在此停留之故。
劳伯敏（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西施实生于吾萧”是明代学者来斯行在《槎庵小乘》里首先提出来的，原文为“西施实生于吾萧，今萧山有苎萝山，《后汉书》会稽郡余暨即萧山，注西施之所出，以为诸暨者误”。清代初年的毛奇龄，更是力主故里萧山说的另一位萧山籍学者，他在《萧山县志刊误》一文中说：“吾谓（西）施断属萧（山），不属诸（暨）者，考《后汉书·郡国志》于会稽郡余暨县下云：‘《越绝书》曰：萧山，西施之所出。’其云《越绝书》者，非今本《越绝》，此正春秋时人如子贡、范蠡辈所作，而其书既亡，散见其语句于他书者，与今本《越绝》作于东汉袁康吴平者大异，如此书岂唐时小说，明代曲子可置喙者，况《后汉书》亦史也”。……由此可见，“西施实生于吾萧”的源头在刘昭。刘昭系南朝梁代山东人，但他的《后汉书·郡国志》“余暨”条注却不可信。因为在“余暨”条注前，刘昭在“诸暨”条注云：“诸暨，《越绝》曰，兴平二年分立吴宁县。”“兴平”系汉献帝年号，兴平二年即公元195年，时已东汉末年矣。刘昭给“余暨”条注所引之《越绝》当系同书，既如此，则春秋时人如子贡、范蠡，岂能记载几百年以后东汉末年之事？可见此所谓《越绝》，相当可能是后世辗转传抄之误，不足为据。……而“余暨”条如果史料可靠，观点正确的话，顾野王在撰写《舆地志》的时候，自然也会采用。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不仅顾野王的《舆地志》、而唐代梁载言的《十道志》等，也记载西施的故里在诸暨苎萝山，摒弃了刘昭的观点，说明“余暨”条注並不可信贝尔妹。……《越绝书》曾记载勾践自己的话：“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说明古越交通工具主要是靠船。……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西施从水路由诸暨苎萝山故里，去越都会稽时途经今萧山苎萝山，是符合当年水路交通情况的。……今绍兴鉴湖之滨的福全乡有容山，“相传西施应征从诸暨苎萝山去越都途经此山，停行整容，故名容山”。此容山正好位于由诸暨苎萝山出发，从水路进萧山去越都会稽（绍兴）的途中迈阿密热线。……由此可见，诸暨苎萝山当时是西施故里，而萧山的苎萝山和绍兴的容山一样，是西施由水路去越都会稽时，途经这里所形成的史迹。
何时章
自南朝刘宋孔灵符《会稽记》至南宋徐天佑《吴越春秋·注》，均载明诸暨苎萝山为西施、郑旦故里，而根本没有萧山苎萝山之说。……虽在《嘉泰会稽志》中出现了萧山苎萝山之名，但这个“苎萝山”不是出西施，郑旦的苎萝山，迄今为止，所查阅到的文献都没有萧山苎萝山是出西施、郑旦的记载，也不可能出现这种提法，因为萧山苎萝山是仿诸暨而命名的。对此，宋《嘉泰会稽志》作了详细考证：“《寰宇记》，《十道志》及旧经（按：指宋嘉泰之前史书）所载，‘西子居诸暨苎萝山’……《寰宇记》:诸暨县巫里，勾践得西施之所，至今有西施家，东施家。以旧经诸志所载中山领航人才网，则西子家宜在诸暨，故今系之。”编修《嘉泰会稽志》的施宿，乔引娣参与修订的陆游父子既非诸暨人，也非萧山人利德治疗仪，他们是根据众多的史籍和遗存的古迹，得出了这个令人信服的结论的，为免后人传疑，还把考证文字郑重书上，不愧是历代赞誉的名志。
《嘉泰会稽志》、历代《诸暨县志》也明确写着现在的诸暨县城为唐代所建。而苎萝山的勾乘山在唐代以前曾长期为诸暨县治所在，且建治很早。……所以说禁闭情欲，唐以前，苎萝山在诸暨北界是正确的；唐以后，苎萝山在诸暨南也同样是正确的，它是随着县治变迁而移动方位的，它始终座落在诸暨县境内，而绝不在永兴县南。……对于这种“紊乱地志”之举，后代萧山修志者十分愤慨：“毛西河……逞其私议，紊乱地志，此误之又误者。”毛奇龄“贻误后学不浅”。
他们所谓“考证”的唯一依据，即为南北朝梁代刘昭为《后汉书·郡国志》作的一条含义不明的孤注，所以搞清了这个问题，其他就毋庸赘述。对于刘昭的孤注，毛奇龄在《萧山县志刊误》中是这样发挥的：“吾谓施断属萧，不属诸者，考《后汉书·郡国志》于会稽郡余暨县下云：‘越绝曰，萧山西施之所出’，其云越绝者，非今本越绝，此正时人如子贡、范蠡辈所作，而其书既亡散，见其语句于他书者，与今本越绝作于东汉袁康、吴平者大异。”毛氏这层话的意思是：刘昭为《后汉书·郡国志》作注时所依据的《越绝》，不是东汉袁康、吴平著的《越绝》，而是春秋时子贡、范蠡作的《越绝》，在这本《越绝》上有“萧山，西施之所出”的记载。……看看萧山县的沿革。萧山在汉元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左右，始设置余暨县，王莽时改为余衍，汉光武复称余暨，三国吴黄武元年（222年）改为永兴，至唐天宝元年（742年）才称萧山。试想，春秋时子贡（前520-？）、范蠡（春秋末）辈所作的《越绝》怎么可能记述比他们晚四五百年才出现的余暨县名？更不可能在到唐朝才出现的萧山县名上，写上“萧山，西施之所出”的字样了。子贡、范蠡所处的春秋时代，余暨、萧山的县名还不知道在哪里呢？这是一种“关公战秦琼”的说法。毛奇龄喜欢做翻案文章，但往往是错误的。历代学者对他的学风不无愤慨。如大学者梁启超说：毛奇龄“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而尚袭其误不知者，有不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清史稿·毛奇龄传》说，“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词”。……何况迄今为止，还没有查到所谓“西施出萧山”的一星半点依据呢！著名先秦史专家斯维则教授则认为，刘昭注“所出”两字含义不清。这个“所出”有可能是西施从“越国出去进入吴国”，因为吴越两国疆界曾以钱塘江为界。
浣纱溪依旧悠悠流淌着，流出了诸暨几千年的历史。
——诸暨市史志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