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曦“半部论语治天下”科学吗？-科学儒学
段曦
“论语”译成现代汉语是“精心选择排序编辑的谈论集”，书面直译是“精编对话”。《论语》一共二十篇，是孔子和学生们的答问和讨论。每一篇记录了若干次讨论。
《论语》中的每次讨论有1～4个学生参加，多数情况是二三个学生参加：第一篇的第一次是前9章（0101～0109），曾子、有子和子夏参加；第二次是后7章（0110～0116），子禽、子贡和有子参加。第二篇记录了四次讨论（4，8，5，7），第三篇记录了四次讨论（7，9，4，6），第四篇记录了二次讨论（15，11）……。第二十篇记录了一次，共三章（2001～2003），子张参加。全书共记录了孔子与学生的43次讨论：2+4+4+2+2+4+2+1（0）+（0）1+0+2（0）+3（0）+5+5+（0）2+1+（20）2+（30）+（50）+1= 43；另记录了相对独立的事件、孔子与儿子的谈话、学生之间的回忆、议论等16次（上式中的“0”，详见本书2.3）。
“管理”是群体性行为的程序制定、执行和调节。
孔子师生的文化背景是已制定的行为程序（礼），孔子所说的“学”，既包括理解这些程序（知礼），还包括执行（克己复礼）。孔子师生的讨论重点是群体性行为的调节：中庸权衡，分寸适当。
《论语》第一篇的前九章是识别成熟的人，后七章是识别久续社会。接下来第二篇的一开始，提出了久续社会的宏观模型（见本书2.2中的0201），通过北辰与众星的关系（拱），类比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众星是平衡态意义的大量微观粒子，拱之是宏观有序的非平衡态秩序，北辰是动态核心，德中包括输入（公正公开地获取收益）和输出（仗义疏财），任何一个复杂现象都有这五大块，也就是五行。近代物理学从简单到复杂的里程碑（显示温差液花现象的实验，详见本书4.3）也不例外（参见本书前言图一）。
孔子之前的中国也出现过经济人模型：致富安家，譬如犬马，敬上畏罪而易治（参见《管子·卷15：治国第48》）。孔子之后的简单模型是：奸吏专政，譬如淘汰，循严法而民亲法制（参见 《商君书·说民第五》）。墨子：平等兼爱，譬如好孩儿，手拉手跟巨子走。老子之学：各自减欲，譬如龟鱼，归江湖而相忘。由于中国的环境条件相对严酷，所以中国人较快地扬弃了简单的线性模型，采用了孔子的非线性模型。
人类必须克制自己，地球生态才可持续。在只有一个地球的前提下，航母护美元不可持续，众星拱北辰才可持续——理顺士农工商、三教九流的关系，社会重心下移，减少社会管理成本，与地球的生态环境良性互动。
众星拱北辰是最宏观的整体，从整体到局部，是正名、顺言、成事、兴礼乐、中刑罚，动态核心是成熟的人：“不断地用准确的名称和句子表达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规则……。名称不准确，说出的句子就与事实对不上；句子与事实对不上，公益事业就办不成；办不成公益事业，分层分工的资源分配规则和再分配协调规则就不会被多数人遵守，用音乐歌舞渲泄不平促成和谐的渠道也不会畅通；规则不被多数人遵守，人们的不满不能渲泄，重的刑和轻的罚就不能公正恰当；重的刑和轻的罚不能公正恰当，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所以，成熟的人说一个名称，要能够不断地作为句子的有机组成，（用来表述规则的）句子说出来之后，要能够不断地付诸实施。成熟的人对于自己说的话，不能有一点儿含糊，（不能用来应急而不顾长远）才算说完。”（译自《论语·子路1303》：“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读众>；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用现代术语来说，成熟的人要有科学精神，正名是第一位的，如果连正名都没有做到，就谈不上科学精神。孔子的上述论述，是普适的明辨（逻辑）原则，可称为正名言行原则。所谓“普适”，就是不分古今中外，只要诉诸理性，就要遵循正名言行原则。
正名言行原则中的“言”和“行”，应该有利于群体延续，达到兴礼乐，中刑罚，安民治国平天下的群体延续目的（见上引《论语·子路1303》），良性状态是“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畏于[金夫] 铖”（《礼记·中庸，末章》），概括来说：正名言行，集义安民（关于“集义”，参见本书4.3中的讨论）。由政府大包大揽来取得支持（赏而劝）的作法则常常煽情惑民，谋得嫁险（关于利益集团转嫁风险，参见本书2.4和4.3），只在环境相对宽松的条件下可以取“利”，否则，管理成本太高，很容易引发非怒不足以维护秩序， 进一步抬高管理成本。
宋朝开国的丞相叫赵普。史书上说他“少习吏事，寡学术”，意思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学习怎么当官，知识水平（学）不高，也没多少操作本领（术）：不太懂礼仪，不晓音乐，书法和数学也很一般。打下天下之后，赵普当了宰相，知识不够用了，皇帝赵匡胤就劝他读书。赵普每天回到自己家里，就关上门打开书箱，拿出书来读，手不释卷。第二天去朝堂上处理政务，总是应答自如，处决如流。赵普去世之后，家里人把他的书箱打开来一看，里面只有一本书，就是二十篇《论语》。
这件事记载在《宋史》里，但是没有“半部”二字。后来人们都说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是文学性的描述。这个描述与史实不矛盾，因为一直到死，赵普都似乎没有读完二十篇，所以可以解释为：赵普只读了半部《论语》，或者，赵普读了一多半，也可以说成半部。赵普不是把《论语》中的字句搬到朝堂上，而是把《论语》中认识复杂现象的敏锐洞察和中庸权衡的推理过程带到朝堂上，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把复杂科学和构造性整合法（整体公理化）的思维方式带到朝堂上，面临具体问题时迅速搜索出这个问题所处的层次和位置，较全面（且适度留余）地进行理解、判断、预测（参见本书1.3、3.3）。
《论语》是大智慧的复杂科学。最复杂的事实是人类社会的事实。《论语》的主要内容是预测社会家庭有序（治）和失序（乱），所以赵普能够用《论语》治天下。
赵普半路求学，没有问老师，而且似乎没有读完《论语》，为什么能够用《论语》治天下？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赵普年轻时学习怎么当官，后来跟着赵匡胤打天下，亲身阅历了许许多多的复杂事实，当了宰相之后，每天面临许许多多的复杂事实；二是赵普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超过平均水平的天赋，能够把《论语》和他自己的亲身阅历及当下工作联系起来；三是《论语》的推理过程采用构造性整合法（整体公理化，参见本书2.1、2.3的0812），从整体到局部，寓理于史，寓理于组织管理，知行合一。
一个人学习《论语》，既可以先学文献，也可以从亲身阅历入门。如果《论语》的推理过程采用不变式还原法（因子公理化，参见本书2.1），赵普就很难用《论语》治天下。如果赵普年轻的时候没有学习怎么当官，也没有跟着赵匡胤打天下，那么用赵普的方法学《论语》，就不可能治天下。和平时期的文官必须攻读经史，事事关心，才能治天下。也就是说，必须用经（四书五经）、史（廿五史以及近现代史）、子（重要的通才型著作）、集（专著，参考性文献）的方法，还需要在一定规模的家族中熟悉组织管理的一些细节，理解人性善恶与组织管理的关系，才能治天下。书生治国的基础是四书五经中的复杂科学和构造性整合法（整体公理化），从整体到局部：北辰模型、太极模型、复杂三规律（参见3.3）和寻找可测实事系列定位案例，借助先朝历史和本朝档案来运用规律，以史为鉴，观照当今，掌握分寸，重视可操作性。
明朝万历时期的大学士首辅（相当于宋朝的丞相）申时行相当典型。申时行27岁考中状元，在北京作官约三十年。先在翰林院任职15年，升转兵部和礼部侍郎共7个月，接着被任命为大学士。48岁成为首辅（万历十一年，72癸未年，西历1583年），接替张四维，张四维继张居正之后不足一年而离职丁忧，不久病逝。申时行任首辅八年半，沟通皇帝与文官，缓解了张居正时期的上下不和，较为团结地治理天下。申时行促成皇帝选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建堤束水，以水攻沙，成效显著。申时行运筹帷幄，避免了一场以国运为赌注的战争，他制定了清野、烧荒的战略，派出得力儒将兵部尚书郑雒，相机突袭，迫使蒙古人永远放弃了“合并长城以外各部并征服回藏以构成一个游牧民族大集团的计划”。
赵普的实践路径和申时行的书生路径都可以通向《论语》治天下。在这两种相对典型的路径之间，还有一些不同的混合路径。汉武帝和董仲舒公孙弘相当于三分实践七分书生（汉武帝不是开国皇帝）。南北朝的宇文氏（北周开国家族）和苏绰等儒者，以及唐太宗和魏征房玄龄等，相当于五分实践五分书生。宋太祖、宋太宗是一人而兼有五分实践五分书生。康熙、乾隆是一人而兼有三分实践七分书生。寇准、王守仁（阳明）、张居正、曾国藩是二分实践八分书生（都是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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