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曦

【西域文坛巨擘】郭基南：写作，回报社会，回报人民，永远amx30，永远！-西域拾贝
老骥伏枥郭基南
作者 吴连增
一
一个作家的艺术生命历程究竟能有多长，不知是否有人做过考证。
纵观中国文学史，创作生涯超过六七十载的恐怕为数不多，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并非都能身体力行，如愿以偿马致远故居。这与作家的身体素质、生活积淀、社会环境，以及自身性格特点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更与一个作家的精神品格和追求密不可分。
而在当代新疆多民族的作家群里，却有这样一位作家：他16岁发表处女作，现在虽已进入92岁耄耋高龄，创作生涯已经超过75年，但仍笔耕不辍。仅在“古稀”之后就有以描写锡伯族西迁为题材的《流芳》（三部曲），以民族英雄、“戴罪功臣”林则徐为题材的《英雄壮行》等长篇小说相继问世。其中，《流芳》荣获全国第二届民族图书奖二等奖。还有一些诗文作品被译成日文、德文，在国外发表。宜春学院招生网其诗歌、散文、译著曾先后获全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奖和优秀翻译奖，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百家之一，为丰富少数民族的艺术宝库、传承优秀的锡伯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就是曾在新疆文联担任《文学译丛》（汉译民）、《新疆民族文学》（民译汉）杂志主编和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锡伯族老作家郭基南先生。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也许会对郭基南其人，包括他的作品感到陌生，但在锡伯族文学史上，他却是一位具有开拓意义和重要影响的作家，堪称锡伯族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新疆锡伯族文学艺术还处在启蒙状态时，为数不多的小说作品只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流传。而郭基南在1939年以毛泽民在新疆进行物价改革给人民带来实惠为内容创作的第一篇小说《黄老木匠》，却公开发表在当时的《新疆日报》。这就意味着，从郭基南开始，锡伯族文学已经结束了以手抄本形式传播文学作品的历史。
继处女作之后，郭基南又连续创作了以反映抗日救国为内容的《母亲》、《李掌柜买公债》、《牛的故事》、《鼻子的纠纷》等小说。更重要的是，从1940年开始，他还先后创作了话剧《在原野上》、《太行山下》。这“一上一下”两剧都是以抗战为题材的激情之作，演出后颇受观众欢迎。《在原野上》在全疆各地连续演出41场，并在赵丹发起的“抗日话剧比赛”中拿了头奖。此外，他还编写了反映先辈们披荆斩棘修建察布查尔大渠的三幕话剧《察布查尔》，同样获得了头奖。

郭基南先生资料图
应该说，郭基南是从戏剧创作起步，走上文学之路的。但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不得不把自己的革命热情投入到更需要他的教育战线。他曾先后在中小学教师、教务长、校长的岗位上，辛勤耕耘多年，最后还在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当了4年的县长，在伊犁报社工作了一段时间，直到1962年才被选调至自治区文联，如愿以偿地从事了自己最钟情的文学创作。
我们不能不为他庆幸。假如他在仕途上继续前行，那么官场上虽然多了一个官员，而我们的文学队伍中势必少了一个令人钦佩的锡伯族作家，那将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二
郭基南的全名为富克精阿（意为创造者）。这颇具象征意味的名字，是他的奶奶还是二叔起的，他记不清了，但他清楚地记得，奶奶和二叔对他接受中国传统文化都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他最初的文学启蒙者。
郭基南7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他一直跟着奶奶苦度日月。奶奶阿法罕芝，勤劳贤惠，且善讲故事，封神榜、白蛇传、牛郎织女……这些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不知奶奶给他讲过多少回。他被感动了，记住了，又讲给其他小伙伴们听。奶奶辞世之后，不满10岁的他，又跟着二叔生活，一边劳动，一边上学。二叔受过正规教育，懂汉文汉语，有较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根底，“四书五经”、李白杜甫，他无所不通。“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这些挂在二叔嘴边的诗句，后来都化为丰富的营养，为郭基南所吸收。
二叔当时虽是小学老师，而他的侄子却因家境贫困，只能作为一个旁听学生在讲堂里听课。二叔对他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春游回来，二叔让他写一篇日记，他写了鸟儿怎样在天空中飞翔，鱼儿怎样在水里游弋，写得津津乐道。二叔看过却不满意，说写日记既要形象，又要简约，要记印象最深刻的。比如写天空，可说“仰观晴空万里”，写水中之鱼，可说“游鱼细石，直视可见”。几句点拨的话，让他获益匪浅。后来他的作文常被老师赞赏，并读给学生们听。
在郭基南的经历中，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有幸进入由茅盾先生领导的文化干部训练班学习的那段日子。
16岁的郭基南在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共产党人倡议，由各族群众捐资兴办的伊犁“五族中学”（用汉、维、哈、蒙、俄五种语言教学）毕业时，正是抗日救国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之时。校园里，群情振奋，写文章，表决心，爱国主义热情燃遍每一个角落。记不得是哪一天，郭基南突然从新疆反帝联合会主办的《反帝战线》杂志上读到新疆学院（现新疆大学）院长杜重远先生介绍沈雁冰（茅盾）、张仲实的一篇文章，称两位著名学者、作家已来到抗战的大后方，在迪化（乌鲁木齐）成立了文化协会。赵丹、王为一等著名艺术家也来了，组建了新疆第一个话剧团——实验剧团。
看到这里，郭基南兴奋得彻夜难眠，连做梦都想见到他们。
恰在这时，实验剧团要在五族中学招收一批学员，郭基南迫不及待地报了名，并幸运地被录取了。郭基南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不无自豪地说：“那年秋天，我们一行23个同学乘坐一辆苏式小型嘎斯车，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向迪化飞驰。那是一条充满幻想的路，也是奔向新生活的起点。大家心潮起伏，热血澎湃。”
到达迪化的第二天，他们就观看了由赵丹主演的抗战题材话剧《前夜》。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话剧。世上还有这么漂亮的灯光，这么富于感染力的艺术！大家一下子惊呆了，真的被陶醉了。直到几十年后，郭基南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还激动地这样写道：“随着那曲折、壮烈的剧情展开，我完全被那精湛逼真的演技吸引了。我的心呵，也和剧中人——赵丹扮演的老太爷的命运紧紧地维系着，随着剧情的发展而悲愤，胸腔里涌满了誓与日本法西斯血战到底的爱国激情……”
这可能也是郭基南酷爱话剧创作的主因之一。可惜的是，由于他和另外几名同学的汉语水平不过关，只好转入与话剧班相毗邻的文干班学习了。其实，这也为郭基南提供了另一种难得的机遇。当时，茅盾是文干班的班长，张仲实是副班长，他特别渴望能聆听两位先生的教诲。赵丹也在这里代课，讲表演艺术。还有王为一讲戏剧理论，朱今明讲舞台艺术，都是一些名师在传授革命理论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思想、新潮流。那时，他们所讲授的课程除了哲学、政治经济学、世界文化史有教材之外，其余都没有正式课本，都是自编教材。老师们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理论联系实际，谈古论今，深入浅出，更让学员们倍感亲切。
特别是茅盾先生，他因势利导，专门开设了“问题解答”课，让学员们把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分门别类地提出来，由他一一解答。这种有的放矢的教学方式，让学员们眼界大开天皇秀。他还应学员们之邀，具体介绍了长篇小说《子夜》的创作经验。尽管茅盾的江浙口音，让少数民族学员听起来感到比较吃力，但听得多了，也能对其中的重点心有灵犀一点通。茅盾先生关于文艺的大众化，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关于生活与创作，关于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等方面的论述，都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正是通过这一阶段的学习，郭基南对“五四”以来我国一些著名作家包括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老舍等的创作思想和代表作品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他在茅盾先生主持的文干班学习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对他后来从事文艺创作包括他的人生选择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些遥远的岁月是他心中永不熄灭的火炬。
三
一个作家的成长，离不开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人生经历在他身上留下的那些深刻的烙印、赋予他的睿智及想象的能力。
郭基南的创作多是以诗歌为主体。从1943年处女作《野火》发表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可以说他是锡伯族最活跃、最富激情的诗人之一。这与锡伯族的文化传统有直接关系。久经磨砺的锡伯人性格剽悍英勇，豁达开朗，乐观向上，民歌是他们抒情达意的主要方式。自古以来，以牧、耕为业的锡伯族就有打猎歌、田野歌、婚礼歌、萨满歌等优秀的民歌传统一代代传承下来。新疆的锡伯族中更流传着不少反映西迁和戍边生活的民歌。这些对郭基南走上诗歌创作道路，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郭基南从这些优秀的民歌中吸收丰富的营养和有益的元素，同时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感受生命的意义，撷取丰厚的诗情迷羊作品集，激发诗意的联想。
面对旧社会，他把诗歌当投枪，鞭笞旧世界，礼赞新事物：“祖母常搂着我哭泣/我也知道她为什么哭泣/祖母的眼泪滴在我的心上/我的心憎恨那吃人的旧世界。”（《祖母泪》）新中国成立后，他满怀激情，高唱颂歌，深情赞颂伟大祖国，放声歌唱家乡巨变：“我爱春天/我恋春天/我愿化作一只小鸟/在祖国的晴空和花园里/展翅飞翔/放声歌唱。”（《春咏》）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世界在他眼前豁然开朗，为之一亮，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写出了一首又一首反映时代变迁的诗篇配音帝。他在长期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明快、自然、朴实、热烈、深沉和爱憎分明的鲜明个性。他的诗取材广泛，表现手法多样，或以抒情为主，或以叙事见长，或以哲理取胜，抒发的是一己情怀，表达的是人民的心声和时代的强音。
纵观郭基南已经出版的《心之歌》、《乌孙山下的歌》、《情感的火花——献给岁月的歌》等几部诗集，我们不难发现，流淌在作者心中的，始终是一支令人振奋的时代之歌。而郭基南并没有将自己的脚步停留在诗歌创作上。进入古稀之后，郭基南竟像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开始向文学的新领域——长篇小说拓进。
正像我们所了解的那样，郭基南是从长白山到乌孙山戍边屯垦、建功创业的锡伯人的第十代传人。多年来，锡伯人西迁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有关它的一些口头传说、故事、唱本、手抄本浮生后传，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的脑子里反复地映射出来，令他难以平静。我和一些文学同道曾断断续续地听他讲过锡伯族西迁的历史背景、经历的苦难，以及西行的锡伯营官兵们为了完成大清政府赋予的保卫边疆的使命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我还在察布查尔县展览馆的前厅多次领略过那幅巨大的《西迁图》画面的恢宏。
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奇故事，那是18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震撼世界的大事件，是英雄的锡伯人的一次具有史诗意义的壮举。
他觉得，只有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才能最完整、最形象、最生动地把这一功垂青史、流芳百世的壮举真实地再现出来，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若在有生之年不完成这一使命，他认为那将愧对先祖和人民。于是，他在离开工作岗位之后，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西迁小说《流芳》三部曲的构想，并聚精会神地投入到第一部的创作中。
锡伯族万里西迁，距今已经250年了。当时为了加强伊犁地区的防务，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清政府继调遣满、汉、蒙古、达斡尔官兵驻防新疆之后，于1764年从锡伯族官兵中又抽调1000多名能征善战的官兵，连同眷属4000余人从东北盛京(今沈阳)出发，向伊犁河畔迁徙，去执行一项特殊的屯垦戍边任务。在交通工具极其落后的二百多年前，从盛京到遥远的西部边陲，是一条荆棘丛生、万般坎坷的漫漫长路。然而，英勇的锡伯族军民为了守卫边陲，捍卫祖国统一，翻越一座又一座高山峻岭，穿越一个又一个戈壁瀚海，以顽强不屈、坚忍不拔的精神，仅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就走完了遥遥万里的西征之途。
这就是《流芳》第一部所再现的历史。小说第二部写的是锡伯族西迁36年之后修建察布查尔大渠的历程。100公里大渠的建成，同样表现了锡伯人为了巩固边防而奋斗不息的爱国主义精神。第三部则是表现锡伯族获得解放后维护祖国统一、在祖国多民族大家庭里与其他民族和睦相处的故事，展现了锡伯人崭新的精神风貌。
小说的成功不仅在于还原历史的真实。《流芳》三部曲的主要艺术成就是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尤其是浓墨重彩地塑造了深明大义、坚韧执着、乐观向上、富于牺牲精神的民族英雄，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正像作者在第一部作品的开头所写的那样：“历史的每一激动人心的篇章，都是为祖国的安全、民族的生存而献身的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它会激励他们的子孙世世代代为自己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不息。”
这是作者的肺腑之言。尽管小说在艺术处理和人物刻画上还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但无可争辩的是，作者不负历史重托、勇于担当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三部曲以巨大的艺术魄力和深厚的民族情感纸船寄母亲，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艺术开掘，生动地再现了雄浑壮阔的历史画面，被文学评论家称为“壮阔的历史画卷”，填补了我国锡伯族长篇小说的空白。
四
很多人并不了解，郭基南始终是坚持双语创作的。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使用两种文字（汉文和锡伯文）出版的。他在两种语言文字中任意选择，随意畅游，有时先用母语写，有时先用汉语写，写成之后，再翻译为另一种文字。冯天魁
现实生活中，何止是双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语、俄语，以及与之相近的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他都懂。这不仅源于他从上小学开始就接受了双语教育，更在于他一直把自己融化在多元的中华文化之中。他认为，语言文字是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多学一种语言，就多一个交友的平台，多一个学习和获取知识的路径。他从不拒绝从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中汲取有益的经验丑女如菊，这是锡伯族最大的长处，是它处在人口较少的情况下，却能涌现众多优秀人才，始终矗立于祖国民族之林的秘诀所在。
锡伯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而且是多年来继承和保护得最好的。1976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在整理清代满文档案时，需要借调两位熟悉满文的人进行资料翻译，中科院首先就推荐了郭基南，因为只有老郭可以通过与满文相通的古锡伯文，对现存资料进行准确翻译。于是，老郭冒着唐山大地震的余震危险进京，经过三年的紧张工作，才和另一位专家共同完成了编译任务，并公开出版了弘扬爱国主旋律的《满文土尔扈特译编》一书，为国家文化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
郭基南在自己的文学生涯中，不仅经常将自己的作品进行两种语言的互译，而且一直为翻译优秀的文学作品而坚持不懈。为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他曾翻译过难度很大的《红楼梦》其中的四十章，还先后为锡伯族读者译介了《在新疆狱中斗争记》、《鸡窝洼的人家》、《箭乡的子孙》、《高山下的花环》等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品。
如今，锡伯族中通晓几种语言文字的人已不是少数黄楚标，精通汉文化的锡伯族知识分子更不是新鲜事。像郭基南这样的老一代学者、作家，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熟稔和掌握，与汉族作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小就能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并能用多种语言与其他少数民族交流、交往。
有人说，这真是一个聪明好学、兼容并蓄的优秀群体。
不过也有人担忧，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像锡伯族这样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在融入主体文化的过程中会不会渐渐淡化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直到最后消失。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国家一直在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抢救，全力以赴扶持少数民族文化。郭基南对此也不无忧虑，但他自己却是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典范。他从小就痴迷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古典文学的熏陶。几十年过去了，他依然保持着本民族语言文字的独立，对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无比热爱，并为此奉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他认为，在和其他民族同胞的相处中，可以大量地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但那只是为了丰富本民族的文化，而绝不是替代和削弱。因此，正像他自己说的，他始终是锡伯族最忠诚的儿子。
五
我和老郭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已相识，后来又有幸在自治区文联同做编辑工作，《新疆民族文学》编辑部和我所在的《中国西部文学》编辑部只有一墙之隔。再后来还有幸在文联所辖的延安路住宅小区共居过8年之久，但直到如今，我还不敢说对老郭有多深的了解。
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大家都在忙工作，忙生活，在平淡中度过每一天，谁都不会刻意地去关注别人在做什么，只有逢年过节，我才有机会到老郭的家里聊聊天。
老郭平时少言寡语，真要聊起来，也是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当他知道我正在撰写一篇有关生物进化、动植物杂交、人类远缘婚配，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的婚配所带来的优生优育的报告文学时，他颇为兴奋地向我提供了发生在锡伯族中的一些动人事例。他说，如今锡伯族知识分子择偶，族别不再是唯一的标准，他们同汉、蒙、哈、维、俄罗斯、塔塔尔等民族缔结良缘者大有人在。他的8个子女中有3个同异族结婚，生育的后代，十分健壮活泼、聪明伶俐，令他格外喜爱。
由此及彼湖南铜元，他还说到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吸收、碰撞。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同一个国家的文化一样，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要萎缩的，是没有希望的。一个作家亦如此，要勇于从本民族的圈子里跳出来，放开眼界后再回头看看自己的优势和不足。
他还向我介绍了许多活跃在自治区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文学艺术等领域的锡伯族的老中青知识分子，其中不乏专家、学者、诗人、医生、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等。他们既是鲜卑人的后代，血管里也不可避免地流淌着其他民族的血液。锡伯人的那种坚忍不拔、勤劳善良、开拓进取的精神与他们的先辈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他们接受的多元文化分不开。
环境影响和遗传基因都是不能小视的。老郭的几个儿女大多在文化事业单位工作，也都显示了各自的才华，尤其是在诗歌创作上大胆创新、成绩斐然的郭晓亮（老郭的四子）更是中青年诗人中的佼佼者，这不能说与他潜移默化的影响无关。而郭基南却说，晓亮成为诗人，章德益功不可没。章德益在“新边塞诗”刚出道时，他们都住在文化巷的一个杂院里，晓亮常到章德益家玩，一来二去就混熟了。他说，那才叫耳濡目染，近朱者赤。

郭基南先生资料图
郭基南在家里是个威严的父亲，很注重言传身教，而在单位上，更是一个严于律己，对自己几近苛刻的人。
买月票坐公交车上班，可以理直气壮地报销月票，而老郭在办私事时不肯使用月票，非要自己掏腰包另外买票孙瑞彬。
有一个作者朋友，上门要一本他主编的《新疆民族文学》杂志，本来库房里现存很多剩余的杂志，随便拿一本就行了，可事后他非要给财务照价付款。
这样的公私分明，在有的人看来不禁感到有点滑稽，乃至迂腐，但老郭这样做自有他的理由。他说花几毛钱事小，公私分明要养成习惯，要从小事做起。在我看来，这不啻是对种种化公为私、损公肥私行为的嘲讽。
文如其人，郭基南在作品中一贯注重教益，引人向善。现实生活中，他更是一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清廉者。他生活极其俭朴，对人却十分慷慨。他说从小受过苦的人，看不得别人遭遇不幸而无动于衷。那些年，只要从电视上看到因自然灾害而陷入困境的人们，他总是踊跃捐款捐物。他的工资并不高，稿费也不多，但他每次都几千几千地捐。平时外出，只要有乞讨者向他伸手，他也总是慷慨解囊。有时身上没带零钱，还要回家拿来补上。
若问他为何这样做寄语市长，有一首诗可以告诉我们：“当你腰缠万贯时/莫忘天下穷兄弟/若能竭诚相提携|/何患大家同富裕。”（《美德》）
在我们的心目中，老郭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名副其实的老大哥，无论是作文还是做人，都堪称我们的楷模林月云。
最近以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去拜访他，但听说他正在为某出版社赶写并翻译有关锡伯族历史文化的中小学课外读物系列，便不忍心去打扰了。
谁知，当我和他通电话时，他非常诚恳地约我前往聊天。
那天，我走进他的住宅，发现他的家和二十年前没多大变化，还是那些老家具，没增加任何装饰。让人唏嘘不已的是，与他相伴相扶几十年、曾给他莫大支持的老伴英兰于几年前不幸辞世。这对老郭可是个不小的打击，家里显得空寂了许多。好在他的子女都很孝顺，家里家外均有人照应，这便可让他静下心来，继续与文学为伴，做些自己喜欢并有益于社会的事。
92岁的高龄，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矍铄，思路敏捷，着实令人钦羡。他的案头上堆放着即将脱手的一篇篇稿子，整齐的钢笔字，娟秀灵动，颇耐端详。如今不用电脑写作，也是一种时髦。让人看了，不能不钦佩他行文做事的严谨。
一个人的品行往往可以从其相貌上判断。老郭始终就是一副慈眉善目的学者形象，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是他不变的风格。我们先后交谈了两三个小时，他一直是那样兴致勃勃。表面看起来，他从容淡定，不激不厉，内心里却燃烧着火一般的激情。
有一首他最得意、最喜欢的诗，叫《生命》，可以看作他的自画像或自勉诗：“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生命对人只有一次/从这个意义上讲/生命诚可贵、可尚/愿世人啊，都要珍惜这难得一次的宝贵生命/要堂堂正正地做人/要光明磊落地做事……/让你的生命/四时常青/花枝招展/硕果累累……/回报社会，回报人民/永远，永远！”

来源：于2016年7月15日刊登《民族文汇》（由郭元儿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