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曦

【觅词记】元好问：问世间，情为何物？（上）-芷蘭齋
元好问是金代文学家中名气最大的一位，即使把元代也算进去，元好问依然排在首位。他的大名在当世就已名扬海内，元房祺在《河汾诸老后诗集后序》中称：“近代诗人，遗山元先生为之冠。”元郝经在《遗山先生墓铭》中称：“独以诗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这句评语足够高大，郝经认为元好问的水平已经接近了李、杜，并且跟苏轼、黄庭坚也不相上下。
郝经的这句评语到了清代的李调元那里依然有效，李在《雨村诗话》中说：“元遗山诗精深老健，魄力沉雄，直接李、杜，能并驾者寥寥。”而元代的余谦在《遗山先生文集序》中，对元好问给予了这样的评价：“金人元好问，字裕之，别号遗山。髫而能诗，下笔辄惊其长老。年甫冠，登进士。其诗文出入于汉、魏、晋、唐之间，自成一家，名振海内。金源氏自大定后，颇尚艺文，优礼贤士，而崔立之变，骈首死难者不可胜纪，遗山岿然独存。金亡，晦道林莽，日课一诗，寒暑不易。至本朝，才名益甚，四方学者执羔雁无虚日夺妻饕餮。”
以上所言均是夸赞元好问在诗文方面的成就，其实，他在词史上也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比如清张文虎在《遗山先生新乐府序》中称：“元遗山诗，为金源巨擘，评者拟之尤、杨、范、陆，海内几家有其集。乃其词疏快名隽，上者逼苏、辛，次亦在西樵、放翁间，玉田则谓风流蕴藉，不减周、秦，其推挹于矣。”张文虎认为元好问的诗当然是金代第一大家，他的词作水平高者接近东坡、稼轩，次一些的也在杨炎正和陆游之间，而大词人张炎则夸赞元遗山的词不亚于周邦彦和秦观，如此的推崇令张文虎为之赞叹。
相比较而言，陈廷焯的说法更为直接：“元遗山词，为金人之冠。疏中有密，极风骚之趣惠水吧，穷高迈之致，自不在玉田下。”（《词坛丛话》）陈认为，元好问的词是金代最高水平，而其风致则与张炎在伯仲间，但有意思的是，陈廷焯又在《白雨斋诗话》卷二中说出了另外的意思：“金词于彦高外，不得不推遗山。遗山词刻意争奇好胜，亦有可观。然纵横超逸新人皮灯笼，既不能为苏、辛；骚雅、清虚，复不能为姜、史。于此道可称别调，非正声也。”陈廷焯在这里又说金代词人水平最高者乃是吴激，而后才是元好问。

元好问撰《中州集》十卷，明末汲古阁刻本
陈廷焯的这句断语应当是本自元好问在《中州集》中夸赞吴激之语：“国朝第一作手。”陈廷焯说，元好问的词也有可观者，但他却认为元词的水平从豪迈角度而言，超不过苏轼、辛弃疾，从风雅角度来说，也比不上姜夔、史达祖，所以他认为元遗山的词虽然看上去漂亮，却不是词学上的正宗。
看来陈廷焯对遗山词既有夸赞，也有批评，而他的批评则是认为遗山词不是正宗。但是清代的章耒在《元遗山先生新乐府序》中有着另外的的解读：“好问之诗，金源诗人之巨擘也，词亦如其诗。或谓好问词能刚不能柔，故多笳角之音，律以梁汾《弹指词》，似不知词者。耒应之曰：《弹指词》之足传于后者，曲耳，真耳。好问词境真，意真，其曲处虽不逮贞观，而词法则以苏、辛之法为法，弔古伤今，于世道人心，颇有关系，且无夭阏抑塞之病，岂石帚、玉田浅斟低唱所能仿佛万一哉！”
在清代，有人将元好问的词跟顾贞观的《弹指词》作比较，认为元好问的词能刚不能柔，章耒的这段话就是针对这种批评，他认为《弹指词》能够受到后世夸赞，一是因为符合词律，二是融进了自己的真情，但元好问所作之词也同样真情实意，虽然从词韵上来说，遗山词比不了《弹指词》，但他在写法上也有本源，这个本源可以追溯到东坡和稼轩，更何况天地之间的词总不能只有浅斟低唱这一种，豪迈之词也同样重要。
对遗山词的夸赞当以张声匏在《遗山先生新乐府跋》中所言最为高大：“遗山于金源时，为中州大家，其诗豪迈，与东坡相近，词亦卓绝千古。”张认为元好问的诗当然是金代第一，他的诗风豪迈，接近于东坡，而他的词也同样可以视之为千古绝唱。

元好问撰《遗山先生诗集》二十卷，明崇祯十一年汲古阁刊元人集十种本
关于元好问生平中的重要经历，这里要谈到余谦序中所提到的“崔立之变”，因为这关乎元好问一生的声誉。崔立出身贫寒，年轻时因为家中贫穷，就给寺庙里的僧人背负钹和鼓，以此换口饭吃，而后趁着社会动乱，渐渐发达，成为了京城西面元帅。后来蒙古人包围了京城开封，这场包围战进行了将近一年，城中已经弹尽粮绝，到了人吃人的地步，于是崔立杀掉丞相，开门纳降，一转身就成为了蒙古大将。
崔立觉得他救全城百姓有功，所以让朝中的文士给他立功德碑。此事的经过记载于元脱脱所编的《金史·王若虚传》中：“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忤，则谗搆，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铁胆雄风。虽然，我姑以理谕之。’乃谓奕辈曰：‘丞相功德碑，当指何事为言？’奕辈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灵百万非功德乎？’曰：‘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则朝官皆出其门，自古岂有门下人为主帅诵功德，而可信乎后世哉！’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傅斯铭，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
这段话记载得很详细，上面说：天兴元年，金哀宗突围逃出京城，第二年春天，崔立开城纳降，他身边的人认为崔挽救百姓，有很大的功德，所以提出要给崔树碑立传盛世芳华。当时翟奕找到了朝中的文士王若虚。这位翟奕因为跟崔立关系好，故而在朝中飞扬跋扈。王若虚觉得如果自己不听翟的安排，肯定是死路一条，于是他私下跟元说，翟让我来写功德碑，如果不答应，肯定是死路一条，但如果答应下来，又肯定会名声扫地，王觉得即使因为此事而死，也没什么可怕的。于是王就去问翟钏怎么读，崔立有什么功德可以立碑？翟闻言果真很愤怒，他说，城中上百万的百姓能够活下来，不就是最大的功德吗？王闻此言马上说，我也是丞相崔立的手下，如果我替他来写功德碑，那后世肯定认为我的所言不可信。翟闻此言，也觉得有道理，于是转而从太学找来了两个学生，他们是刘祁和麻革。而元好问也对这两人进行了劝说，开始刘祁并不愿意写，而后在他人的催促下，终于写了出来，之后拿给元好问看，元略做修改，即此而成。
以上就是著名的“崔立碑事”。后来曹居一和杨叔能开始向元好问发难，他们认为元不应该给崔立这样的恶棍立功德碑。而后郝经写了篇《辨磨甘露碑》：
国贼反城自为功，万段不足仍推崇。
勒文颂德召学士，滹南先生付一死。
林希更不顾名节，兄为起草弟亲刻。
省用便磨《甘露碑》，书丹即用宰相血。
百年涵养一涂地，父老来看暗流涕。
数樽黄封几斛米，卖却家声都不计。
盗据中国责金源，吠尧极口无靦颜。
作诗为告曹听翁，且莫独罪元遗山。

元好问撰《遗山文集》十七卷，清乾隆五十一年文澜阁四库全书本
郝经在这首诗中替元好问进行了辩护，同时简述了整个事情的过程。郝认为像崔立这样的人，就应当碎尸万段。诗中“滹南先生”指的是王若虚，“林希”则是位刻碑人。他兄弟两人负责将刘祁所写的歌功颂德之文刻成碑，但为了省事，就将《甘露碑》上的文字磨去，而后刻上了功德文，重新书丹所用的颜料竟是崔立所杀丞相的血。接下来郝经大骂崔立是卖国贼，而他本首诗的诗眼就是最后两句，郝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事出有因，大家不要都去责怪元好问ck竞技之王。郝经的这几句话表面是替元好问辩解，而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元修改功德文一事。
各方的议论让当事人刘祁坐不住了，于是他就写了篇《录崔立碑事》，对此予以了辩解，此文的起首一段为：“崔立既变，以南京降，自负其有救一城生灵功，谓左司员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时立一石书吾反状耶？’时立国柄入手，生杀在一言。省庭日流血，上下震悚，诸在位者畏之，于是乎有立碑颂功德议。”
刘祁的这段说法跟《金史》上所记有差异，《金史》中称是翟奕找到了王若虚，但被王机智婉拒，而刘祁却说是崔立直接跟元好问所言的。接下来，刘祁详细叙述了元好问找到自己的过程以及自己的再三推辞，刘又在文中称：“余于是阴悟诸公，自以仕金显达，欲避其名，孔垂燊以嫁诸布衣，又念平生为文，今而遇此患难，以是知扬子云《剧秦美新》，其亦出于不得已耶！因逊让而别。连延数日，又被督促，知不能辞，即略为草定付裕之。”
刘觉得自己终于明白了王若虚和元好问的心态：因为他们二人都是金朝的高官，不想因为一个反贼而影响自己的名声，所以就让我这个没有身份的布衣来操刀，刘觉得自己不应当替他人背黑锅，于是就坚决推辞。刘拖延了数日后，受不了别人的催促，这才起草了此文，然后拿给了元好问。

元好问撰《遗山先生文集》四十卷，康熙写刻本
这等于说，刘祁还是承认这篇谀文为其所写，只是后来经过了元好问的修改。接下来，刘祁用大段的话来解释自己的所为，最终他的结论是：“嗟乎，诸公本畏立祸，不敢不成其言，已而又欲避其名，以卖布衣之士。余辈不幸有虚名，一旦为人之所劫，欲以死拒之，则发诸公嫁名之机，诸公必怒，怒而达崔立，祸不可测，则吾二亲何以自存？吾之死，所谓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且轻杀吾身以忧吾亲，为大不孝矣。况身未禄仕，权义之轻重，亲莫重焉。”刘祁感叹元好问等人，怕死又好名刀塔死亡学院，所以才把自己推到了前台。
那刘祁为什么不以死抗争呢？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父母都在，如果他为此而死，就是一种大不孝，更何况他也没有当上金朝的官，这么比较起来，还是亲情更重要，所以他才写了这篇文。后来刘祁把自己的这篇辩解之文收在了《归潜志》卷十二中，也正因如此，本来是几百年前的一件旧事，到了清代却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对于元好问的所为，分成为左、中、右三派，我们先说赞同派。
我所谓的赞同派，就是认定元好问做了这件事并由此而有亏大节，比如《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元好问和刘祁在这件事上做得都不对：“共以碑谄附逆贼”，而清施国祁在其撰《元遗山年谱》中感叹到：“呜乎，先生此时俯仰随人，不能奋身一决恰吉，遂至污伪职、纳降款、剃发改巾，甚而碑序功德……尚何言哉！”施也认为元好问做出这样的事的确有亏大节。而日本学者小栗英一在其主编的《元好问》一书中的说明部分也称：“好问召来当时的太学生刘祁与麻革……让刘祁与麻革写了铭词，自己草了序文。”
清姚范在《援鹑堂笔记》中称：“遗山为崔立作功德碑文，见《王若虚传》。郝经《陵川集》有为遗山《辨甘露碑诗》。又，《金诗纪事》亦有为遗山辨者。然遗山之由省掾为左右司郎中，实崔立所署，则碑文亦不得云未经于目，而出于刘祁、麻革之徒嫁名造谤也。”姚认为前人替元好问的辩解都没用，因为他毕竟看了那篇文章也做了相应的修改。这潜台词就是说：你元好问同意给崔立立功德碑。
我们再说折中派。明朱鹤龄在《书元裕之集后》一文中称：“人臣身仕两姓，犹女子再醮，当从后夫节制，于先夫之事，悯默不言可也。有妇于此，亦既奉槃匜侍巾栉于他人之室矣，后悔其非所也，肆加之以诟詈，而喋喋于先夫之淑且美焉，则国人之贱之也滋甚。吾读裕之集，而深有感也常胤。裕之举兴定中进士，历官左司员外郎，陷汴京围城中，痛愤作诗，指斥蒙古，不啻杜子美之于禄山、思明也。及金亡，遂不仕，隐居秀容之系舟山，时往来严实万户所，诗文无一语指斥者。裕之于元，不可谓再醮女，然既足践其土，口茹其毛，即无诟詈之理，非独免咎，亦谊当然也。”
朱认为，作为人臣身仕两朝，就如同女子再婚，这是有失大节的事情，但是金朝灭亡之后，元好问并没有到元朝去任职，站在这个角度上讲，他并无有愧大节之事，然而他毕竟生活在了元朝的领土上。这样的辩解，至少让我读来感觉没什么意义。
学者缪钺在《元遗山年谱汇纂》中称：“若谓此事与先生毫无关涉，似亦未得其平……盖先生及刘祁为名所累，被迫撰文，皆出于至不得已。后人惟应谅其心，矜其遇，不必深加苛责，亦不必巧为辩护。”缪钺本想替元好问辩护，但语气又不那么肯定，因为元毕竟与此事有关，替元辩解干净，似乎也有违事实。
而清全祖望则在《读归潜志》一文中称：“予平情考之，滹南与裕之实不欲撰碑，而又不敢抗拒，故强付之京叔与麻信民。京叔二人亦不能抗，而卒挽裕之以共谤，文人遭此，亦可悲也。”全祖望说凭心而论，当年王、元二人确实不愿撰此碑，但又不能不做，故而只好强迫刘祁和麻革来操刀，而这两人也不敢抗争，所以才受到了后世的指责。全认为这正是文人的可悲之处雨樱花歌词，其结论是：“则遗山之不能无罪魅世紫眸，亦可见矣，特不应使独受过耳。”
持折中态度者，还有清代的赵翼，赵在《元遗山诗》一文中详细回顾了功德碑一事的本末，而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而祁作《归潜志》，又力辩非己作，而委之遗山。想见当时共以此碑为谄附逆贼，故各讳言耳。然遗山于此事，终有干涉。”赵翼的态度是：事出有因，但可原谅，毕竟元好问还是参与了此事。
对于元好问参与谀碑一事，还有一派则坚决反对这个说法。清翁方纲作有《元遗山先生年谱》，翁在年谱中有大段大段替元遗山辩解之文，其中一段称：“……《大金国志》亦谓若虚外为逊辞，实欲以死守之，时议称焉t9300。而此传又谓‘好问自为碑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言共删定，则若虚亦在其中，而何以谓时议称之哉。然则此事史所载，已参错难晓，而郝诗云‘且莫独罪’，尚是浑沦之词耳。”翁认为刘祁的辩解有自相矛盾之处，简直就是胡言。翁经过一番论证，认为历史记录有问题。
持此观点者还有清凌廷堪，凌也作有《元遗山先生年谱》，他在谱中首先认为：“崔立功德碑事，为先生生平一大疑案，今反复详考，知其为刘京叔所撰无疑也。他不具论，《归潜志》乃京叔所自著之书，载撰文始末甚详，其语皆游移无定，盖有愧于中，而不觉其词之遁也。”
凌觉得这是个疑案，他经过反复考证，认定那个碑文就是刘祁所作，而后刘所作的辩解之文，都是闪烁其辞，故而凌的结论是：“既以碑序诬先生矣，而曰‘铭辞存余旧数言’，则天良盖不容尽泯焉。既以起草属先生矣，而曰‘书某名在诸公后’，则真情或有时一露焉。其曰‘并无褒称崔立之言’，夫谀词非出己手，何烦代为末灭乎倪子钧。”
凌认为，说元好问修改了碑文，这是一种诬蔑，其实这件事完完全全都是刘祁所为，他为了洗清自己才把元好问拉了进来。领袖说：三个人就分左、中、右。对于这件事，我属于哪派呢？细想之下，自己似乎哪派都算不上孕妇可以吃腐乳吗，因为我觉得以上的三派都是将元好问是否做过这事作为争论的焦点，其实都没有站在人性的角度来还原现场。在那紧要的关头，元好问当时就说：死是很容易的事，但全城百姓都跟着死是否值得？按照蒙古人的规矩，如果围攻某城不投降，一旦破城则会屠城。蒙古人攻打下北京之后，金人迁都于开封，当时大批百姓逃入了京城，在城内聚集了一百多万人，这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极大的数字，而元好问不想让这么多人陪葬，他还给耶律楚材写过信，信中列明了需要保护的读书种子，最终在耶律楚材的劝说下，蒙古人占领开封后，确实没有大开杀戒。
在那样的生死关头，能活命就成为了第一追求，元好问为了这么多人的生命，无论他是否修改过碑文，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难道他为崔立或者蒙古人所杀，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结果？就算从民族气节来说，进入元朝之后，元好问并未出来做官，也就是说他当年如果真有那样的举措，也并不是为了自己考虑，更何况他在入元之后所做的事就是修《金史》，站在这个角度而言，这不正是司马迁受宫刑后，忍辱负重来撰《史记》的心态吗？故而把元好问修改崔立碑文作为其人生的一大污点，无论此事有无，我都觉得没什么意义。
我们还是说说元好问在诗学上的贡献吧。他在这方面做的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写出了《论诗三十首》银河英雄传，此组诗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极具名气，因为元好问用这些诗概括了他对诗史的看法。但因为是诗而非文，故而诗中所指容易发生歧意，比如此诗中的第二首：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谁能角两雄？
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起首的“曹刘”二字，究竟指的是哪两位，历史上就有了不同的解读。陈沆在《诗比兴笺》中说：“元遗山论诗绝句‘曹刘坐啸虎生风’，谓刘桢浅狭阒寂之作，未能以敌三曹，惟越石气盖一世，始与曹公苍茫相敌也。”针对陈沆的这个说法，李正民在《元好问研究论略》一书中认为陈沆误会了元好问的意思，他认为陈说刘浅狭“殊违遗山诗意”。李认为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受钟嵘影响很深，《诗品》中把曹操放在了下品，而把刘桢放在了上品，文中又引用了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中的评语：“此以曹为曹操叶竟生，扬琨抑桢，非元氏论诗本意。”
《论诗三十首》中的第二十八首为：
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
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
李正民在文中重点分析了第三句，因为这第三句：“究竟是‘宁愿向黄庭坚下拜’，还是‘难道能向黄庭坚下拜么？’”对于这两种意见，文中首先引用了查慎行《初白庵诗评》中的说法：“涪翁生拗锤炼，自成一家，值得下拜。江西派中原无第二手也。”而宗廷辅则认为查说的不对：“此读宁为宁可之宁，故为调停，非先生（指遗山）意。‘宁下’者；岂下也。”
元好问作过《饮酒五首》，虽然是饮酒之诗，他却依然能在诗中大发议论，我录其第二首如下：
去古日已远，百伪无一真。
独余醉乡地，中有羲皇淳。
圣教难为功，乃见酒力神。
谁能酿沧海，尽醉区中民。
对于他的五言诗，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的评价是：“五言诗，自苏、黄而后，放翁已不能脚踏实地，居此后者，欲復以平正自然，上追古人，其谁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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