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曦“伪画致祸”:晚明时期苏州地区的书画摹古与收藏-天中国学薪传社
段曦
载于《艺术百家》2013年03期
摘要:本文旨在以“伪画致祸”作为切入点，结合吴晗先生的考证，详细讨论传闻兴起的时间、经过与社会原因，分析明末清初传闻得以流行的心理因素，并藉此展开对晚明苏州地区书画摹古与收藏风气的调查。通过“汤裱褙”、“黄彪”等生活在社会底层并经常参与艺术品交易的普通民众，串联起艺术交游的生动图景，揭示晚明书画作伪、摹古与创作的历史情境，着重分析引起这种现象出现的社会原因。
关键词:书画艺术;中国美术史;伪画致祸;晚明;苏州;书画;摹古;收藏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王世贞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颇受世人关注的著名人物，他与李攀龙共同引领声势浩大的“后七子”社盟，继文徵明之后成为苏州文坛的“执牛耳者”，对晚明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由于其家底殷实，热衷园林设计、书画收藏等文人风雅，王世贞亦被视为积极参与艺术交游的赞助人。我们可以从浩瀚史料中，找到许多有关他与陆治、钱榖、周天球等苏州书画名家的交往记录。因此，王世贞可为我们提供一条捷径，得以近距离考察晚明苏州书画摹古与收藏的社会风气。颇具趣味的是，由于其社会名声过于吸引眼球，因此从明末清初开始便逐渐形成了许多与王氏家族相关的传闻，这其中就包括“伪画致祸”。
起先，“伪画致祸”只是相对独立的假说，意在为王世贞之父王忬之死提供另一种足以引人入胜的解释。可是随着传言的不断发酵，“伪画致祸”逐渐与《金瓶梅》作者之谜纠缠一处，使得原本就扑朔迷离的真相更加令人匪夷所思。在诸多文字记录中，有三处牵涉“伪画致祸”的描述至关重要，其中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影响最广，加速了传闻在民间的流行:
三十八年(己未，1559)夏五月，逮总督侍郎王忬下狱论死。严嵩以忬愍杨继盛死，衔之，忬子世贞又从继盛游，为之经纪其丧，弔以诗。嵩因深憾忬。严世蕃尝求古画于忬，忬有临幅类真者以献。世蕃知之，益怒。会滦河之警，鄢懋卿乃以嵩意为草，授御史方辂，令劾忬。嵩即拟旨逮系。爰书具，刑部尚书郑晓拟谪戍。奏上，竟以边吏陷城律弃市。
相比之下，《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内阁》的记录则更为详细:
严分宜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骨董雅事。时鄢懋卿以总鹾使江淮，胡宗宪、赵文华以督兵使吴越，各承奉意旨，搜取古玩不遗余力。时传闻有清明上河图手卷，宋张择端画，在故相王文恪胄君家。其家巨万，难以阿堵动，乃托苏人汤臣者往图之。汤以善装潢知名，客严门下，亦与娄江王思质中丞往还，乃说王购之。王时镇蓟门，即命汤善价求市，既不可得，遂属苏人黄彪摹真本应命。黄亦画家高手也。严氏既得此卷，珍为异宝，用以为诸画压卷，置酒会诸贵人赏玩之。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发为赝本。严世蕃大惭怒，顿恨中丞，谓有意绐之。祸本自此成。或云即汤姓怨弇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以文房清玩，致起大狱，严氏之罪固当诛。但张择端者，南渡画苑中人，与萧照、刘松年辈比肩，何以声价陡重，且为祟如此?今上河图临本最多，予所见亦有数卷，其真迹不知落谁氏。当高宗南渡，追忆汴京繁盛，命诸工各想象旧游为图，不止择端一人。即如瑞应图，绘高宗出使河北脱难中兴诸景，亦非止一人。今所传者惟萧照耳。然照笔亦数卷，予皆见之。
上述两则材料都只谈到“伪画致祸”，没有提及王世贞创作《金瓶梅》的传闻。两段论述间的主要区别大致有二:1．《明史纪事本末》只说“古画”，没有具体写出作品名称，而《补遗》则明确指出争议画作乃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并且提到有一位汤姓的装裱师牵涉其中;2．《明史纪事本末》对于献画过程的描写仅以“忬有临幅类真者以献”九字概括，相对而言，《补遗》的记载要细致生动得多。显然，“伪画致祸”本与《金瓶梅》无甚瓜葛，却在顾公燮的《消夏闲记》中以人为臆想的方式联系了起来:
太仓王忬家藏《清明上河图》，化工之笔也。严世蕃强索之;忬不忍舍，乃觅名手摹赝者以献。先是，忬巡抚两浙，遇裱工汤姓，流落不偶，携之归，装潢书画，旋荐于世蕃。当献画时，汤在侧，谓世蕃曰:“此图某所目睹，是卷非真者，试观麻雀，小脚而踏二瓦角，即此便知其伪矣。”世蕃恚甚，而亦鄙汤之为人，不复重用。会俺答入寇大同，忬方总督蓟辽，鄢懋卿嗾御史方辂劾忬御边无术。遂见杀。后范长白公(允临)作《一捧雪》传奇，改名莫怀古，盖戒人勿怀古董也。忬子凤洲痛父冤死，图报无繇。一日偶谒世蕃，世蕃问:“坊间有好看小说否?”答曰:“有。”又问:“何名?”仓卒之间，凤洲见金瓶中供梅，遂以“金瓶梅”答之。但字跡漫灭，容钞正送览。退而构思数日，借《水浒传》西门庆故事为蓝本，缘世蕃居西门，乳名庆，暗讥其闺门淫放。而世蕃不知，观之大悦，把玩不置。相传世蕃最喜修脚，凤洲重赂修工，乘世蕃专心阅书，故意微伤脚跡，阴搽烂药，后渐溃腐，不能入直。独其父嵩在阁，年衰迟钝，票本拟批，不称上旨。上寖厌之，宠日以衰。御史邹应龙等乘机劾奏，以致于败。噫!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其实，吴晗已经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详细批驳了王世贞因“伪画致祸”而创作《金瓶梅》的荒唐说法，不仅是因为王世贞在自我反省父亲死难的原因时根本没有提及此事，而且相关的书画题跋中，也并未发现王家藏有真本《清明上河图》的确凿证据。严嵩以重金求购《清明上河图》确有其事，“伪画致祸”也是当时发生的著名案件，只是与王氏父子无关。事件涉及的主角为昆山顾懋宏，却被后世张冠李戴，安插在了王忬、王世贞身上。顾氏是昆山大族，世代为官，因陈湖陆氏拖欠官缗，遂将《清明上河图》典质于顾家。
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十五《严嵩》记有嘉靖四十四年(1565)巡按御史林润等抄没严嵩家产的物品清单，其中涉及书画的部分记载如下:
石刻法帖墨迹三百五十八册轴，古今名画刻丝纳纱纸织金绣手卷册页共三千二百零一轴，内有唐《九成宫避暑图》、《阿房宫图》、宋周文矩《学士文会图》、《金谷园图》、唐阎立本《职贡图》、《杏坛图》、《越王宫殿图》、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西湖春晓图》、《南屏晚钟图》、刘松源《西湖图》……《清明上河图》乃苏州陆氏物，以千二百金购之，才得之赝本，卒破数十家。其祸皆成于王彪、汤九、张四辈，可谓尤物害民也。
吴晗据此认定，《顾梦圭传》中所谓“以口过被祸下狱，事白而家壁立”者，即严嵩以千二百金购得赝本《清明上河图》事，可与《留青日札》、《钤山堂书画记》等文献相互印证。应该说，这段论述事实确凿、证据充分，彻底推翻了王忬因进呈伪画而得罪严嵩父子的假说。
通过“伪画致祸”事件，我们深切感受到晚明艺术史研究的兼容并蓄与错综复杂。在明代苏州地区书画收藏风气盛行之时，类似顾懋宏的悲剧可能会经常发生。以严嵩为代表的达官缙绅，是晚明政治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却很少受到艺术史的关注，然而他们对于古董、书画的渴求，无论最终真实目的为何，都会对晚明艺术作品的流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只需凭借自身的地位和荣耀，他们就足以成为收藏风气的引领者。甚至，就连“汤裱褙”、“黄彪”这样经常参与艺术品交易的普通民众，亦能为我们串联起一幅艺术交游的生动图景。
《万历野获编补遗》中的“汤臣”与《留青日札》中的“汤九”是否为同一人，暂不得而知，但严嵩府第确有一位“汤裱褙”存在。吴其贞《书画记》卷二《周文矩文会图大绢画一幅》云:“此图在严时，汤裱褙装成，后侄日如复裱，见轴杆上题云:‘嘉靖庚寅(1530)六月望后二日，延陵郡汤曰忠重装。’”而汤姓装裱艺人与王世贞家族的关系，亦由阮葵生《茶馀客话》印证:“王弇州藏古迹最多，尤重装潢。有强氏者精此艺，延为上宾，居于家园。又汤氏者，亦擅此艺。时有汪景纯在白门，得右军真迹，往聘汤氏，厚遗仪币，张筵下拜，景纯朝夕不离左右，阅五旬始成……。”封治国先生的博士论文《与古为徒:项元汴书画鉴藏研究》曾对汤姓装裱师做过细致梳理，并依据旅顺博物馆藏《文彭致项墨林札》，认为汤姓工匠是世代从事装裱行业的家族，其成员经常游走于上层文人群体中，与严嵩、项元汴、王世贞以及文彭、文嘉等名士往来频繁。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除了擅长装裱，可能还广泛参与书画摹古、交易与作伪等活动。
《留青日札》中提及的“王彪”，是嘉靖年间苏州书画摹古的行家。《万历野获编补遗》记为“黄彪”，所指应为同一人，受江南吴语方言的影响，“王”、“黄”经常通用。姜绍书《无声诗史》卷七《黄彪》收录了有关黄彪与其子黄景星的传记:
黄彪，号震泉，苏州人，嘉靖间分宜严相购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捐千金之值而后得之。寻籍入天府，为穆庙所爱，饰以丹青。彪得择端稿本，稍加删润，布景着色，几欲乱真。王弇州谓:其迹虽不类真本，亦自工致可念，所乏者腕指间力耳。子景星，号平泉，精于仿古，所拟仇十洲人物士女，姿态艳逸，骎骎度骅骝前矣。吴中鬻古，皆署以名人款求售，奕世而下，姓字不传，不几化为太山无字碑乎!因表而出之。景星生而体软，不能步履，端居研究，六法精工，盖静而专，非偶然也。
黄彪临摹的《清明上河图》由王世懋收藏，王世贞题跋曰: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有真赝本，余均获寓目。真本人物舟车桥道宫室皆细于髪，而绝老劲有力，初落墨相家，寻籍入天府为穆庙所爱，饰以丹青。赝本乃吴人黄彪造，或云得择端稿本加删润，然与真本殊不相类，而亦自工致可念，所乏腕指间力耳，今在家弟(世懋)所。(《弇州山人续稿》)
王世懋精心收藏黄彪的摹古作品，王世贞又不惜笔墨为之题跋，可见王氏兄弟与黄彪之间确实存在类似友谊般的书画交往。至于这种关系密切到何种程度，我们不敢妄加判断。但显而易见的是，黄彪想依靠王世贞主持文坛的声望，为其书画摹古的本领赢得文人阶层的认可，以尽其所能从上流社会获取最大的经济回报，摹古之余，偶尔参与书画创作，无疑也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捷径。《弇州山人续稿》有一长篇《吴中往喆像赞》，其中俞允文的画像就是黄彪所作:“俞先生讳允文，昆山人，少为诸生，以布衣卒，年六十七。……今像乃黄彪所写，戴貂帽，披紫裘，秀眉飘须，神仙中人也。”此外，据杨臣彬先生研究，黄彪曾有一位书画老师，名曰张寰。在为学生摹古之作《桃园仙境图》题跋时，张寰甚至提及文徵明对黄彪画作的欣赏:“吾徒王生彪临赵千里《桃园图》于圜扉，三年而成。衡山太史文翁见而欣赏焉，谓其青出于蓝，视仇英辈不啻径庭矣。老予游方之外，时一展玩于行窝，如入桃园洞天，忘却此身之在尘世。……虽千金勿易，愿永宝诸。”圜扉者，牢狱也。既与文徵明有所交往，则此时的黄彪年纪尚轻。联想“伪画致祸”一案的最后结果，我们相信，与黄彪一样靠摹古、作伪谋生的底层画家，都可能是官司场上的常客。
依据王世懋藏有黄彪《清明上河图》摹本、严嵩因黄彪摹本上当受骗的事实判断，晚明流行的黄彪摹本可能有数本之多。有意思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故宫书画图录》中，竟然有两本曾经分别由王世贞、王世懋收藏的《清明上河图》。王世贞藏本不见于《四部稿》和《续稿》的记载，但卷末却有沈德符跋文，内容提到此本原为王世贞家藏，后入严嵩家，再入内府，竟然与《飞凫语略》中《伪画致祸》的内容大体相同，实在令人唏嘘不已。《故宫书画图录》将此幅作品定名为《清明易简图》。至于其可靠性如何，由于未能亲眼所见，我们不敢妄下定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调查。
能在浩如烟海的史料文献中，留下诸如“汤裱褙”、“黄彪”等普通人的零星记录，实在难得。尽管只是晚明苏州书画摹古与作伪的个案，但也有助于我们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王士性《广志绎》卷二曰:“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治淬，能令真赝不辨，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1]确是当时社会风气的真实写照。总体而言，引起这种现象的根源，大致有三:
其一，吴门文化圈的崛起，受到世人的普遍尊重与追捧，艺术化的生活方式成为官宦缙绅、布衣山人、商贾农夫竞相模仿的对象，附庸风雅已不再只是个人趣味的体现，更是社会地位、文化品位的象征。陈继儒《妮古录》卷四中有一段黄省曾对苏州收藏风气的评论:“自顾阿瑛好蓄玩器书画，亦南渡遗风也。至今吴俗权豪家，好聚三代铜器、唐宋玉窑器书画，至有发掘古墓而求者。若陆完神品画累至千卷，王延喆三代铜器数倍于《宣和博古图》所载。”陆完为正德年间的政府高官，王延喆是文渊阁大学士王鏊之子，两人都属于苏州地区的官宦世家。他们热衷收藏的痴迷举动，除却本身兴趣爱好的因素外，全都出自对苏州历史、社会以及文化的心理认同。具体而言，这种关乎苏州人文价值的自我觉醒，正是源自元末顾瑛等人倡议建立“玉山佳处”的雅集模式。
其二，嘉靖皇帝懈怠政务，导致内阁权力膨胀，权臣严嵩肆意妄为，以一己之私蒐集天下古玩字画，甚至出现因藏匿自家收藏而被削官致死者，亦有以升官为目的，竟与宦官勾结暗中窃取内府真迹而献权臣者。詹景凤《性理小辨》曰:“自待诏下世，而严相国父子以索古人名迹至削人官致人死坑人家室，于是士大夫家藏多不敢匿，天下太半入严氏矣。又有为升官百计求中宦以摹本窃换秘府真迹而悦之者，于是公私所有多归严氏。”等到严嵩势败，其大部分收藏没入内府，则又因万历年间国库亏空，百官薪资常以“实物折俸”兑现，致使内府收藏散落民间。成国公朱希孝生性嗜古，张居正位高权重，遂有能力再次成为天下古玩名迹的汇聚之地。朱、张之后，名迹复出民间，流入地方收藏名家之手，其中詹景凤特别提到了王世贞与项元汴:
及严氏败，没入时，朱成国弟号箑菴者(朱希孝)，性酷嗜古，计欲得之，而世庙(嘉靖)不好书画，朱遂私布其意于中贵，中贵诡请着令朱上价，于是严氏所没入，尽归箑菴。箑菴因又遣使徧行天下，重价购求。既而张相(张居正)出，权势重于人主，天下士大夫争相购求以悦张相。张相与诸子并酷好异物，四方辐辏而至。张败箑菴死，诸名迹复出落海内好事五六家，如太沧王氏、檇李项氏皆酷好，又并挟高赀不惜重价购求。予尽得而寓目焉。(《詹氏性理小辨》)
而沈德符对于16世纪中晚期士大夫阶层收藏风气的评述则更为全面，其《好家事》堪称一篇完整的江南鉴藏史:
嘉靖末年，海内晏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如吴中吴文恪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则嵇太史大韶、吾郡项太学锡山、安太学、华户部辈，不吝重赀收购，名播江南。南都则姚太守汝循、胡太守汝嘉亦称好事。若辇下则此风稍逊。惟分宜严相国父子、朱成公兄弟，并以将相当途，富贵盈溢，旁及雅道。于是严以势动，朱以货取，所蓄几及天府。未几冰山既泮，金穴亦空。或没内帑，或售豪家，转眼已不守矣。今上初年，张江陵当国，亦有此嗜，但所入之途稍狭，而所收精好。盖人畏其燄，无敢欺之，亦不旋踵归大内，散人间。时韩太史世能在京，颇以廉值收之。吾郡氏，以高价钩之，间及王弇州兄弟，而吴越间浮慕者，皆起而称大赏鉴矣。近年董太史其昌最后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归之，箧笥之藏，为时所艳。山阴朱太常敬循，同时以好古知名。
韩世能在京师“以廉值收之”，王世贞里居却只能“以高价钩之”，正是由于苏州地区书画收藏风气的火热，才促使全国书画交易价格如此巨大的差异。在王世贞的藏品中，有四件原属严嵩的收藏在其失势后不久，即由王世贞从商贾手中购得，其中包括魏朝书法《荐关内侯季直表》、文同《细竹图》、郭忠恕《钓鳖图》、王诜《烟江叠嶂图》。文嘉在隆庆二年(1568)为抄没严嵩书画目录作笺注时，已经将王世贞购藏的事实记录其中(文嘉《钤山堂书画记》)。其中，《弇州山人四部稿》中有《钟太傅荐季直表》书跋曰:“华氏藏为大戎胁取，夤缘佐朱提，权相复见，法籍入天府，寻用代禄，转落缇帅家。缇帅没，余乃偶得之贾人手，亦云幸矣。”
不仅王氏兄弟以高价收购书画，檇李项氏家族亦复如是，收藏家们竞相争购，也促成了交易价格的水涨船高。吴其贞在《周文矩文会图大绢画一幅》的题跋中，谈及权臣、贵戚蒐集书画名迹，最后由项氏重价购归的经过，可资佐证:“其匣盖上，董思白题云:此画原陆太宰(陆完)以千金购之，后为胡宫保宗宪开府江南，属项少参笃寿购此图以遗分宜。分宜败，归内府。朱太尉希孝复以侯伯俸准得之。太尉没，项于肆中重价购归。”
其三，受苏州文化圈的影响，新安商人积极投身艺术品收藏，既是晚明江南商业繁荣的现实体现，同时也意味着，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已无法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因此，重视自身文化地位的确立，逐渐成为这个特殊群体的全新目标。在王世贞的交游网络中，汪道昆、詹景凤都是具有徽商背景的杰出代表。然而，与文人阶层热衷传统古玩的趣味不同，徽州商贾的爱好更加尚新、崇奇。王世贞《觚不觚录》曰:
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骤增十倍。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大抵吴中滥觞，而徽人导之，俱可怪也。
面对嘉靖、万历几十年间突然掀起的社会新风，沈德符《时玩》则直接使用“时玩”一词加以概括:
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以古敌。盖北宋以雕漆擅名，今已不可多得，而三代尊彝法物又日少一日，五代迄宋，所谓柴、汝、官、哥、定诸窑，尤脆薄易损，故以近出者当之。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橐相酬，真赝不可复辨。
时间流转，古物的数量不断减损，好事者却急剧增多。僧多粥少的局面，导致晚明古玩书画交易的价格猛增，而赝品、伪作则乘机泛滥。吴门风雅的日渐盛行，徽州商贾的推波助澜，使人们将收藏目标由“古玩”转向“时玩”，算是社会机制的必然选择。可是，艺术趣味的转向，夹杂着经济利益的诱惑，在扩大收藏市场的同时，却进一步为作伪活动提供了广阔舞台，甚至就连不少颇具社会名望的文士也参与其中。沈德符《假骨董》曰:“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张凤翼)，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榖(王穉登)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沈氏之言，或许有些夸张，却足以令人咋舌。
综上所述，我们由“伪画致祸”展开对晚明书画摹古与收藏风气的讨论，进而分析个中成因。嘉靖、万历确实是明代苏州地区艺术发展高度繁荣的黄金阶段，无论是文学、书画，还是昆曲、小说，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辉煌。继文徵明之后，王世贞引领苏州文坛，凭借其广泛的交游网络，将吴门风雅推向全国。然而，倘若将艺术史放置在更为广博的境遇中审视，面对接连不断的北疆战火、南方倭患，联想国库空虚、实物折俸的艰难，感叹党同伐异、官场腐败的无奈，艺术繁荣背后的社会现实令人担忧。谢肇淛《五杂俎》:“江南大贾，强半无田，盖利息薄而赋役重也。”万木春先生据此推断，当时江南地区的许多富裕人家为了避免高额的农业税负，大都将资金转移向房产或是商业。
如果嘉、万年间江南地区的商业繁荣，确是部分因为富裕家族不堪农业赋税的繁重，被迫将巨额资本转移至房产和商业领域，从而间接导致艺术品交易市场的活跃，并诱发作伪行业不择手段谋取暴利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繁荣背后一定意味着泡沫经济的盛行。在始终完全依凭农业立足的国度中，一旦人们对粮食与畜牧生产失去足够的信心和希望，势必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万历后期接连爆发的自然灾害，则陡然间将这个国家经济领域的毒疮揭露出来，泡沫破灭，并最终动摇了国本。
参考文献:
［1］陶小军．民国书画市场中的代笔与作伪问题［J］．文艺研究，2013，(04)．
